白岩松，生于1968年。1989年被分配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中国广播报》工作；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担任主持人，后正式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至今。主持《焦点访谈》《新闻1+1》《新闻周刊》等节目。
白岩松1968年出生在一座边疆小城，在他十岁之前没有勾画过什么未来，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。
1985年，他考入北京广播电视学院（现中国传媒大学）新闻系，来到北京。时值中国快速改革的年代，校园里涌动着理想主义气息。
那时白岩松喜欢朦胧诗和摇滚乐，大学毕业后原本想创办一份流行音乐报纸，却阴差阳错地被正在招兵买马的《东方时空》“相中”。1993年5月1日，央视新节目《东方时空》在早晨亮相。
在这之后的日子里，台前幕后的那些有活力的人开启了中国电视“把宣传变为传播”的变革，它改变了观众打开电视的时间和收视观念，开创了电视新闻人的先河。
《东方时空》的开播，让电视人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去看待新闻。“关注老百姓”是其最核心的理念，把电视台采访者和普通观众之间的视角拉为平等，是其最大创举。新闻改革的实验正从这里开始。
在白岩松看来，《东方时空》的诞生和改革开放密切相关，“没有邓小平南巡，就没有《东方时空》。”上世纪90年代初，思想和社会空气重新活跃起来了，改革开放中间的每一个举措，都会带来个人和集体命运的改变。
​新京报：改革开放新接触到的哪部作品，让你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体验？
白岩松：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。诗是北岛的诗。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”从这首诗我开始寻找自己的语态，建立自己的思维和对世界的认识。
新京报：是什么样的事情，让你意识到改革开放真的影响到自己和家庭的生活？
白岩松：考大学。1979年当我哥接到录取通知书要去北京上大学之前，我还在构想着他下乡，想着他会去哪，我将来去哪接班？突然，命运岔道了，开始有新的道路，我哥上北京就回信给我们，我母亲会给我看。我再也没想过其他选择，肯定会考上大学的，那个时刻是巨大的改变。
新京报：当时有什么样的梦想，实现了吗？
白岩松：1985年，我进了广播学院新闻系，梦想是成为一位好记者。那时候在我们面前写着很多的名字，法拉奇等等。包括国内那时正是媒体第一次高峰，教我们报告文学的老师是当时最有名的报告文学家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，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好记者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认为记者才是最牛的。
新京报：第一次出国又是去哪里？
白岩松：第一次出国在1994年2月，春节刚过就接到主任打来的电话，让我准备一下去日内瓦出差，复关谈判。第一次出国遭遇的就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相关的一个大动作。那时候真是觉得欧洲什么东西都贵，什么都买不起，我基本上都是吃食堂。回国之前买了一把瑞士军刀，到现在我家还在用，还给我媳妇买了一瓶香水，都是在大使馆给我们开放的一个内部购买小卖部买的，不敢在外面买。
新京报：对于当时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或作品，你周围的人有什么样的评价？
白岩松：我是一个不太关注周围人说什么的人，我最在乎的不是观众的评价，而是同行者的感受。比如在《东方时空》的时候，1993年到1995年间，那时我们经常骂自己，比观众骂得狠多了，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，编导都会被骂得号啕大哭，甚至被骂出会议室，但隔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那时的严厉现在回忆起来全是美好的。